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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定风波》
宋代：苏轼
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，已而遂晴，故作此词。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这首《定风波》是苏轼在被贬黄州时写的。苏轼年少得志二十岁中进士，被当时的文坛大师欧阳修看中，名声大噪，此后仕途一帆风顺，在京城做官，在地方上任的不少是市长此类的职务。四十二岁时，因为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，他一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，此后，他再两度被贬，一次比一次偏远。
在乌台诗案中，他的诗作被人诬陷讽刺皇帝，被打入狱，数次被严厉的拷问和重重的杖打，受了他此前从来没有受过的苦。在狱中，他以为自己活不了了，写了两首绝命诗给自己的亲人。后来宋神宗最终惜他是人才没有杀他，把他贬到黄州。
黄州，是一个穷苦的小镇，被贬到到此的苏轼，职位低微，没有权力，受到监视，生活诘据，连一家老少的生计都要靠自己开垦荒地，才能维持下去。遭遇到如此巨大变故的他，也一度心情郁闷，但后来，他却并没有被生活打倒，很快接受了现实，自己下地干自己从来没干过的农活，还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农夫。
苏轼在田里耕作，文坛巨匠的他把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改编成歌，然后教给一起耕作的农夫来唱，他自己拿着小棍，在牛角上打着拍子，和大家一起唱，一时间，山野之中到处是欢声笑语。于是有了悠闲的“东坡居士”。
在他生活的年代，猪肉因为有寄生虫和味道不好，是下层穷苦百姓吃的肉，在黄州，他没有钱买羊肉吃，就把猪肉想方设法地做出好吃的味道来，于是有了家喻户晓的美食“东坡肉”“东坡肘子”，他甚至写下《猪肉颂》：
洗净铛，少着水，柴头罨烟馅不起。
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
在黄州的苏轼，不但没有沉沦，消极，反而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和豁达的精神生活下去，把苦难日子过得津津有味。
在他贬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，三月份的一天，他和友人同游，突遇大雨，拿着雨具的仆人先前离开了，同行的人都觉得在雨中很狼狈，而只有他不这么觉得，阔步在雨中行走，后来雨过天晴，他写下了《定风波》这首词。
不要害怕树林中风雨的声音，不如放开喉咙吟诗做唱从容行走。拄着竹杖穿着草鞋，轻轻便便地，胜过骑马。风雨，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小事情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披着一件蓑衣任凭风雨，在湖海中度平生。
料峭的春风把我的酒意吹醒，身上略略微微感到一些寒冷，看山头上斜阳已露出了笑脸，回头看看我们来时的风雨交加的情景，不觉一笑，回去，不要管它是风雨还是晴天。
这首词，表达了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巨大打击和苦难后，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我行我素、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，以及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。
后来62岁的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岛，海南是当时的蛮荒之地，条件更苦更难。苏轼看到海南文化教育非常落后，于是身体力行，办教育、开学堂。
而当时，很多书都只能靠他自己手抄，当地又闷又热，他经常汗流浃背地抄书，一抄就是大半天，汗水浸透衣裳，他也依然乐此不疲。
这就是苏轼对待人生困境的态度——积极，乐观，豁达，面对困难，积极解决。
把这首《定风波》送给一位朋友，这是四十二岁的苏轼在遭遇人生的突然风雨后，对人生的感悟。
更想把这首词中的两句送给这位朋友
“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但愿，苏轼的那种面对人生困境的豁达、乐观，积极面对的人生态度——不沉沦，不怨天尤人，不放纵，能伴随我们人生同行。。。
宋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，几临绝境。元丰三年，由徐州太守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实际上是以罪人身份交给地方官严加看管。
在黄州的第三个春天，一日，东坡与朋友郊游，归途中，忽遇大雨，雨具未带，众人慌忙四处奔走躲雨，唯独东坡依然顾我。手扶竹仗，脚蹬草鞋，一边长吟，一边雨中漫步，似乎大雨不是淋在我东坡身上；一会儿，风吹云散，雨过天晴，于是就有了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
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。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
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起起落落，荣辱成败，莫不是一阵风雨一阵晴。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，弹冠相庆也好，唉声叹气也罢，都不能改变即成的事实，何不轻带蓑衣，随遇而安，我心安处，便是“也无风雨也无晴！”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不同于东坡自己的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”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 前者心中已无恨怨，已无荣辱，心自释然，当下就是最好；后者却心中仍有怨恨，仍有荣辱，总想遁世而去，而这世，却是遁不去的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也不同于范仲淹的“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偕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。”后者仍有宠辱在心，斤斤计较；前者已无宠辱，已无得失，我心自安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与白居易“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”（谪居浔阳时）感觉相似，“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”， “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家”，心中没有荣辱，时时恬然，处处自安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与韩愈被贬潮州时的感觉接近。韩愈因反对奉迎佛骨，上《论佛骨表》，致龙颜震怒，要处以极刑，幸得朝臣极力说情，免得一死，贬为潮州刺史。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欲为圣朝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？” 韩愈以53岁的年龄，将死之身，来到“蛮夷之地，瘴气四溢”的岭南潮州，在任八个月时间里，已无荣辱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带领当地百姓驱鳄鱼、为民除害；请教师，办乡校；计庸抵债，释放奴隶；率领百姓，兴修水利，排涝灌溉；使蛮夷之地的潮州渐渐开化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与其好友王巩歌伎柔奴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”颇神似。元丰六年，因受自己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而被贬宾州（今广西宾阳）的好友王巩自岭南还，苏轼发现王虽遭此一贬，非便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魄的容貌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，性情更为豁达，不由疑惑，王遂唤出柔奴来，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？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从此，东坡无论遇到什么环境，都能以随遇而安，旷达、乐观的心态泰然处之。后知杭州，兴修水利，“苏堤”就是他的功绩；后又贬岭南惠州，“为报诗人春睡足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，后又贬儋州（今海南，在当时，贬此地属仅次于死罪的惩罚），东坡都能随遇而安，乐观面对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就是曾国藩的“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”，就是林则徐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就是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是积极达观的，不是消极避世的。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，既然做了撞钟的和尚，那就将钟撞得钟音洪亮，远近皆闻。人一生下来，就有走的那一天，不能因为始终要走，就得过且过；享受人生的每一刻，顺境逆境，顺流逆流，各有不同的风景，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”，付出努力，品味过程。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无论风雨也好，晴空也罢，在我看来，都是艳阳当空，春风拂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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